很荣幸能在母校诞辰120周年之际，与各位师长、校友“纸上会面”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与同龄人相比，我的身份、地位、所取得的成就，远远谈不上出类拔萃。之所以有这样一次分享，我想，很大程度是基于自己在追求“新闻”这条路时有一些还算丰富的体验。从事新闻工作已十二个年头，坦白说，这不算一条光明大道，但亦有别样风景。它赋予我的酸甜苦辣如此真切，人生也由此感到丰盈充沛。

我的大学生涯与大多人别无二致。不是班干部也非社团活跃分子，成绩不好不坏，最高奖励应该是二等奖学金。尝试了恋爱、收获了友谊、翘过课甚至还莫名其妙挂过一门选修。偏爱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这两门课，却在古代文学课上看小说被老师发现出了糗。同时也是忠实的“上自习爱好者”，当年的文科楼占座之火爆记忆尤深。

时间的滤镜下，本科四年平淡美好。如果一定要寻找一点深刻的成长烙印，还要从大三暑假决定考研说起。此前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记者，最主要的原因无非是年少时“铁肩担道义”的侠气。后来一度成为体育赛事迷，再加上喜欢魔都这座城市，上海体育学院新闻系成了我的目标。

不过，因为单科成绩几分之差，第一次考研失利了，之后我考上“大学生村官”，成为太原某城中村的村委会主任助理。那段日子我有些郁郁寡欢，但也不确定是否继续考研。毕竟，在旁人眼里，这份工作尚可，离家近、相对稳定，真正迈入“体制内”或许只是时间问题。

但我内心又无法完全说服自己，犹豫中，有个人对我讲了一番话。

她是我所住小区的社区干部，高挑、美丽，每次见到都是精致的妆容、得体的服饰和自信的神情。有一天我们在小区碰到，听说我在当村官，她有点惊讶，告诉我不能打发日子，要找机会去做真正喜欢的事情。她说年轻是资本，才华是资本，还可以去拼的时候，不要错过每一个机会。

那是我在安逸环境度过半个月后，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、经历更精彩的人生。离开时，她祝我好运，讲了很多次，表情恳切，也许夹杂着一个女人年轻时未完成的梦，也许是把曾经的遗憾转为希望给我。

离开还是留下来？要眼前的稳定还是未知的梦想？20多岁时，我不止一次面临这样的选择。

后来我如愿考上研，却没有很快踏入媒体行业。从上体毕业后，大概是恋家，又或是有几分求稳的念头，我选择回到太原，进入山西一家出版社担任编辑。

正值暑期，出版社办公条件相对简陋。几位编辑老师摇着扇子伏案工作，其中一位看着作为新人手足无措的我说，“你都出去了怎么又回来了？”

那位编辑老师和我交流了不少，大意还是要出去，夹着几分抱怨、几分提醒。懵懵懂懂上了半个月班，杭州电视台的offer来了，纠结数日，我决定南下。

刚到杭州仍不够坚定，收入微薄、也不习惯漂泊，还要和比我小几岁的房东“斗智斗勇”。于是我又去参加过几次“体制内”的招聘考试，还考上了山西某院校的教师。学校虽然无法和山大、理工相比，但在当年也有一番前景。体面的身份、令人羡慕的寒暑假，必须承认，我有些心动。

经历了无数次挣扎，征询了身边很多人的意见，甚至抛过几次硬币，我咬牙拒绝了教师工作。至今记得打电话告诉学校工作人员时，对方语气带着诧异，说你想好了啊，这批只有你一个放弃。

自那之后，我知道唯有一路向前，从电视台到报社，从杭州到上海。不知前方是什么，能确认的只有一腔热忱。

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，必将经历很多挑战。澎湃新闻刚上线那两年，我做的是反腐报道、监督报道，为有所斩获，可以说“竭尽所能”。

记得在东北一个小县城，因为拿不到核心内容，绝望地想回去要不要辞职；也记得稿子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发表，气得嚎啕大哭；还记得为了拓展一点人脉，在陌生的饭局喝酒再喝酒。

采访中有时不得不隐瞒身份。曾独自一人打车，去离县城还有几十公里的小村庄，和一对老夫妻聊到晚上8点多。临走时我才拿出名片，老太太愣了一下，没有责怪，但我能从她沉默的几秒钟里感觉到一丝迟疑。

几天后，我去见另一个人。他80多岁，是非常重要的知情人士。我太想得到信息了，聊了一下午，从头到尾都没告诉对方我是干什么的。一个月后，稿子发了，我给他打电话。电话那头，老人说，我猜到你是记者了，稿子我看了，还算客观。

愧疚涌上心头，我掉了眼泪，自责怎么能利用一个老人的善良？一度打算不再撒谎，但也意味着失败率提升。比如我曾花一个星期打听到某位官员可能出现的地方，用2个小时等到人，听说我是记者，对方慌张逃走了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指着我问，你什么意图？

我能理解对方的顾虑，类似的情况也遇到不止一次两次。某一刻会委屈，但又告诉自己这是职业行为，我没有恶意，如果一个事关公众利益的负面事件连“冰山一角”都无法看到，又有什么资格自诩为“甲板上的瞭望者”？

于是那些年，我和我的同事总是出差在路上，习惯被拒绝，常常被误解。我们都有过类似的心情——手握一长串电话号码，却不敢轻易去拨打。因为电话断了就相当于线索断了，结果来临前，要尽力做好各种预案。

一线采访也让我学会了接受现实——想做好一件事，必须全力以赴，但并非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。

所以当报道赢得认可、拿到重要奖项以及获得个人荣誉，我都认为是自己运气足够好。后来，幸运女神把这份眷顾带到了全国两会，让我拥有了作为时政记者的“高光时刻”。

那是2017年3月15日，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中外记者。时隔五年再回忆那天有些模糊，只记得天不亮就起床出发，赶到会场已有不少同行在等待。

我的位置并不显眼，每一次提问更要高高举手。终于，机会来了，工作人员把话筒递来。我向总理抛出提前准备好的问题——根据网上投票，2131万网友都很关心“房屋产权70年到期后怎么办”，请问准备如何解决这一问题？

总理反问我，你讲的这个问题排在第几位？听到我回答“第一位”，他接着说，有恒产者有恒心。对70年住宅土地使用权到期续期问题，国务院已经要求有关部门做了回应，可以续期，不需申请，没有前置条件，也不影响交易。

习惯幕后工作的我就这样站到了“台前”。因为是直播，人还坐在金色大厅，手机就迎来“狂轰滥炸”。连续半个月的两会报道令人精疲力竭，记者会结束后，我回到酒店狂睡一个下午，醒来时手机有上百条信息。

毋庸怀疑，这次提问之于我、之于澎湃新闻，都具有特殊意义。这是澎湃新闻记者第一次在全国两会获得提问总理的机会，但同时我也有些惶恐——好的记者用作品说话，而不是把本人置身于聚光灯下、满足于表面的繁华。

应该说，对记者来说，提问是一项必备技能，只不过有些是公开的，有些是私下的。面对敏感议题，有人开诚布公，有人避而不谈。因为问题过于犀利，我还被投诉过。每一次提问都是珍贵的，特别是在全国两会、党代会这样的重要场合，它们就像观察中国政治、经济的“窗口”，透过这扇窗，我寻找答案、捕捉细节，看到的是一个国家在快速发展阶段错综复杂又生机勃勃的一面。

从事媒体工作的第九年，我从记者转为部门主编，职业生涯进入另一种“在路上”。这些年，媒体行业起起伏伏，有人冲着光荣与梦想而来，有人带着百感交集离开。

我不再高举所谓“理想”的旗帜，更多时候认为自己是一个“记录者”，仍追求真相，但也清楚不是所有的真相都美好，世界也不是每一刻都会对你温柔相待。媒体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信息需要流通，而信息中承载的文明、思想和进步。

迟疑或徘徊时，我会想起在几年前在香港某家茶餐厅，翻开新买的一本书。

作者在文末写到，“面对明哲保身的自得其乐、犬儒主义的冷漠、胆怯带来的妥协、玩世不恭的高谈阔论以及纯粹的邪恶，那些源于高尚勇气和理想主义的行动——或者仅仅是纯朴的正义行为，仍在昂首前行，不时为失望中的黑暗燃起灯光。”

这段话曾让那个午后的心情明亮汹涌又澎湃。在此与各位师友共勉。